“怎么，你对写诗也兴趣？”张国昌目光亲和地问。

我很拘束地坐着，这是我第一次为张副市长写大材料，希望老天爷保佑一稿过关。时间滴答滴答过了二十多分钟，张副市长很认真地看着。

“看来雷默下了不少工夫，不错、不错。”张国昌满意地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镜，肯定地说。

张国昌说着，从书柜里随手拿来一本《张国昌诗集》，在扉页上写：“雷默老弟一笑”签了名，然后送给我。我接过诗集连连称谢。

接着，张副市长提了几条简单的意见让我修改，我很兴，基本算一稿过关，便少了几分拘束，和张副市长随便聊了起来。

“雷默，这篇论文你修改完后，就不用给我看了，装订成册送给清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杜一朋老先生，他是我的指导老师，这是他家的电话和地址。”我接过张国昌写的电话号码和地址，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雷默呀，以后我的材料就给你了，你就跟着我吧。不过，政治上还要多上上心，很多东西是悟来的，不是学来的，你上的书生气还太。”

“上大学时很兴趣。”

“张市长，上次参加了您的诗集研讨会，很有意思，能不能送我一本？”我恭维地说。

可能是由于兴奋，我昨天晚上梦到了办公厅一位退休老主任，脑中一宿都萦绕着他退休前说过的一句话“要想上天堂，就得好下地狱的准备。”尽这句话给我印象刻，但是我一直也没解开其中的理儿。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大书已经太俗了，难理想不是一大书？望不是一大书？问题的关键是，如果“圆”是理想，很可能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，实现的是个多边形。如果说理想是上半，那么望必然是下半，上半与下半必有叉的地方，理想与望必有共同的分。但是理想是有目标的，望却是无止境的。理想是未来的，望是现实的。对于这一，我认识得并不充分。

我抑制住自己的兴奋，正要告辞，韩寿生捧着一大堆文件走了来，我赶退了张副市长办公室，在我与韩寿生打招呼的刹那间，我明显到韩寿生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悦。

情地说：“是雷默啊，快来。”

我惴惴地说：“张市长，论文写好了。想请您看一下。”

我由衷地到，原来张副市长是这样地平易近人。平时张副市长给我的神秘太多，比如他居然会版了一本诗集。尽我怀疑或者敢肯定地说，这本诗集一定不是张副市长写的，是媚权之人表忠心的谄媚之作，就跟送给张副市长一档西装没什么两样，但是穿在张副市长上的西装当然就是张副市长的了，作为下属只要享受领导的平易近人就行了。但是我不知，实际上平易近人正包着一居临下的姿态。只有形容领导有资格用平易近人，有谁说草民百姓平易近人的？张国昌的明之是善于把握平易近人与制造神秘之间的分寸。和蔼可亲时既要注意维系自己的权威，又要让下层觉得你可亲可敬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我慢慢地发现，张副市长对一般工作人员很宽厚，对相当位置的领导却很少平易近人。

生活是最现实的，有时人们的生命会耗尽在莫名其妙的憧憬中。像我这人，因读了几本书在官场上饱受了被重视的歧视。我发现人们用知识制作假面，在虚伪的假面下提炼奋斗的荒诞。人们可能因憧憬崇而走向极端，当人们尝试走崇时，却走向了平庸，甚至荒诞。人们只知太升起来了，却忘记黎明随之死掉了。其实，任何意义都是有局限的，我却在局限中渴望着无限。

“是吗，辛苦了！”说着张副市长放下手中的报纸，接过论文认真地翻看起来。

张副市长之所以在我完成论文之前不告诉我论文的用途，我估计也是为了验证一下我的判断能力和平，同时也保持了他一向秉承的神秘。有时神秘恰恰是领导人的弱，只有保持神秘才能得以掩盖。

“我那哪是诗呀，都是涂鸦之作，是韩寿生空替我整理的。”